4万取款遭"审问"后起诉：银行不能让"反诈"变"扰民"

　　取4万元现金，却被柜员反复盘问用途、调取流水，甚至以"不配合"为由报警——这起发生在2025年11月的银行服务纠纷，随着1月18日法院立案、2月即将开庭的消息，再次戳中了公众对金融服务"层层加码"的痛点。当事男子周筱赟的起诉，不仅是为个人权益讨说法，更撕开了部分基层银行将"反诈责任"异化为"便民障碍"的现实裂缝。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早已明确规定"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基本原则，央行新规也于2026年1月1日起取消"个人存取现金超5万元需登记资金来源"的要求，转而实行"基于风险的差异化管理"。这意味着，像周筱赟这类为朋友婚礼取款的低风险场景，本应无需多余问询，银行只需核实身份即可快速办理。但涉事银行却自行将问询门槛降至1万元，甚至调取历史流水、无端报警，这种操作既违反了法律规定，也与新规"精准风控"的初衷背道而驰。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层层加码"并非个例。事件发酵后，媒体调查发现各地银行存取款询问标准五花八门，有的网点规定2万元以上需报备，有的甚至要求取款超10万先经派出所同意。部分基层银行似乎陷入了"宁紧勿松"的懒政逻辑：将所有储户都视为潜在风险对象，用"一刀切"的盘问替代精准风控，既加重了柜员的工作负担，也让普通储户的合法权益受损。这种做法看似是履行反诈责任，实则是对监管精神的误读，更是对公民隐私权与财产使用权的侵犯。

　　周筱赟的诉讼请求颇具深意：不仅要求确认银行侵权事实，更诉求全国性媒体公开道歉。这背后，是公众对规范银行服务的强烈期待——反诈不能成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借口，监管新规更不能在基层执行中变形走样。银行作为金融服务机构，理应在防范风险与保障便民之间找到平衡点：对于账户异常、资金流向可疑的高风险交易，可依法启动强化调查;但对于符合日常消费习惯的低风险业务，必须严格落实"取款自由"，杜绝随意设卡、过度盘问。

　　2月的庭审，或将成为检验新规落地成效的重要契机。此案的意义，早已超越个人纠纷的范畴，它关乎每一位储户的切身利益，更关乎金融服务的法治边界。期待法院的公正裁决能形成有效警示，推动基层银行摒弃"层层加码"的懒政思维，真正将"精准风控"落到实处。毕竟，保护合法权益与防范金融风险从来不是对立关系，只有让便民服务不打折扣、监管要求不跑偏，才能实现双赢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