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一则公告，声称有学生举报任课老师“言论错误”，已经对这位老师暂停教学，并进行调查。

　　在2021年11月，网上也曝出过，湖南某学院的老师在讲课中被学生当场骂娘和举报，之后申辩未果，被学校强行转岗，当起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再之前，还有许多老师讲课被学生举报，直接发到网上来游街示众，使得学校“雷厉风行”下重手处理，以尽快平息社会舆论。

　　为了应对这种随时可能被学生举报的末日危情，本公众号之前发表了两篇文章，以提醒大学老师应当如何讲课，才能保证自己的饭碗安全；而一旦被学生举报，又要如何积极应对。

　　参见文章，“面对学生举报，大学老师怎样讲课才安全？指南来了”；“被学生恶意举报，老师要如何迅速自救？指南来了”。

　　结合多年的观察，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来谈谈，哪一类学生最喜欢举报老师“言论错误”，其中有哪些时代的、社会的、知识体系的和身份错位上的原因，又为什么举报告密这种卑鄙的道路走不出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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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最喜欢举报老师“言论错误”

　　在这几年的高校观察中，指南哥发现了两个有趣又伤心的现象。

　　其一是，最喜欢举报老师讲课“言论错误”的，基本上都是本科生，而不是硕士生或博士生。

　　硕博士生一般举报导师科研不端、精神PUA、性骚扰或压榨劳动等，但从来没有听说，有举报导师和其他老师讲课“言论错误”的。

　　而与之不同，本科生的举报却集中在老师讲课的所谓“言论错误”上，而这些“错误”也不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而是比如：“言必称希腊”；“日本人精益求精”；“美国人人持枪更安全”或“四大发明并不是重大创新”等等。

　　总体来说，大凡称外国现在或历史上的某些好，或提及国内现在或历史上的某些不好，都可能被冠以要么崇洋媚外，要么历史虚无主义。“舔狗”的帽子一扣，“乏走狗”的标语一写，似乎就具有了天然的正确性。

　　其二是，在举报老师的本科生中，大多数又是通识课课堂的学生，来自于别的学院或全校，而被举报的老师则基本上是在讲授人文社科类课程。

　　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做一下统计。几乎从来没有听说，有讲高等数学的老师被举报“言论错误”。

　　而为啥又是选通识课的其他院系的学生呢？

　　这其一在于，通识课的选课学生来自全校各个年级，构成非常混杂，而各自所接受的学科教育也参差不齐；其二在于，大部分学生认为通识课就是一门水课，选了也是为了混学分，满足学校强制规定的培养要求。

　　这就使得，听课学生一般都不太尊重通识课老师，也没有耐心和能力去思考争议性话题，往往一言不合意就举报；与此同时，一部分通识课老师也没有严肃对待课程讲授，容易流之于浅，流之于俗，甚至故意以插科打诨来提高课堂活跃度，从而容易授人以柄。

　　可以想象，这两类师生一见面，大学课堂就沦为了举报和告密的翻车现场。

　　本科生最喜欢举报老师“言论错误”

　　在这几年的高校观察中，指南哥发现了两个有趣又伤心的现象。

　　其一是，最喜欢举报老师讲课“言论错误”的，基本上都是本科生，而不是硕士生或博士生。

　　硕博士生一般举报导师科研不端、精神PUA、性骚扰或压榨劳动等，但从来没有听说，有举报导师和其他老师讲课“言论错误”的。

　　而与之不同，本科生的举报却集中在老师讲课的所谓“言论错误”上，而这些“错误”也不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而是比如：“言必称希腊”；“日本人精益求精”；“美国人人持枪更安全”或“四大发明并不是重大创新”等等。

　　总体来说，大凡称外国现在或历史上的某些好，或提及国内现在或历史上的某些不好，都可能被冠以要么崇洋媚外，要么历史虚无主义。“舔狗”的帽子一扣，“乏走狗”的标语一写，似乎就具有了天然的正确性。

　　其二是，在举报老师的本科生中，大多数又是通识课课堂的学生，来自于别的学院或全校，而被举报的老师则基本上是在讲授人文社科类课程。

　　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做一下统计。几乎从来没有听说，有讲高等数学的老师被举报“言论错误”。

　　而为啥又是选通识课的其他院系的学生呢？

　　这其一在于，通识课的选课学生来自全校各个年级，构成非常混杂，而各自所接受的学科教育也参差不齐；其二在于，大部分学生认为通识课就是一门水课，选了也是为了混学分，满足学校强制规定的培养要求。

　　这就使得，听课学生一般都不太尊重通识课老师，也没有耐心和能力去思考争议性话题，往往一言不合意就举报；与此同时，一部分通识课老师也没有严肃对待课程讲授，容易流之于浅，流之于俗，甚至故意以插科打诨来提高课堂活跃度，从而容易授人以柄。

　　可以想象，这两类师生一见面，大学课堂就沦为了举报和告密的翻车现场。

　　意见撕裂下的自我认同危机

　　这是一个意见撕裂的时代。

　　现代社会肯定了作为个体的人，也就肯定了个体意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此同时，现代社会要求，在公共领域，不同的个体意见必须和平对话，以实现多元共生，而不可以使用语言暴力或U型锁暴力，来堵住他人之口。

　　在意见撕裂的时代，我们本应该更加坚持探索精神和民主精神，承认而不是消灭其他人的不同想法，既关注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又关注列奥·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既关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关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中汲取各自的知识和智慧，来探求国家之间和社会之内和平共处的可能路径。

　　然而，既能够铭记和反省历史，又不拿U型锁砸穿同胞的头颅，对于没有思考能力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理智上的欠缺使得他们部分人根本不能容纳不同意见，也根本不能以对话来比较、甄别和评判，哪个意见更有道理，而其中的道理又何在，以致于“键盘侠”和网络暴力也就甚嚣尘上。

　　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本科生，他们从初高中被灌输的粗糙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正在经受强力冲击，一切都在蜕皮、重塑，或化茧成美丽的蝴蝶，或化茧成一只幺蛾子，都有可能。

　　而在这个意见如此撕裂的时代，他们尤其显得无所适从，虽然试图在思想的风雨飘摇中寻求避难所，但既没有足够的理智能力来为自己的意见提供论证，也没有足够的理智能力来反驳自己不认可的意见，于是举报、告密和喊口号就成了部分青年学生张扬自己意见的方式。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以行政的强制力量和口号的无比正确，来掩盖自己在理智能力上的欠缺和在道德能力上的苍白。

　　代际认知差异下的必然冲突

　　代际认知差异是个有意思的事情，也是老一代人容易“爹味”十足的原因。

　　虽然夸张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但比起“十八志于学”的学生们，已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老师们总是经历得更多，体会得更深，受社会毒打的各种伤还未结疤。

　　许多老师是在90年代或2000年前后接受大学教育，年龄在40、50岁上下，而学生总是刚刚成人的最年轻的一代，也就是2020年后才接受大学教育，双方在青年时代所经历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对外关系、群体心态等都是非常不同的。

　　与90年代和2010年前相比，那时的社会环境更生机勃勃，机会也更多，每个人都怀揣着外企白领的梦想；而现在则摇摆在开放与封闭之间，社会竞争越发内卷，求职和上升的机会也急剧减少，青年学生的心态是既有对家国宏大叙事感到无比骄傲，“厉害了我的国”，又对个人的毕业工作感到无限焦虑，“躺平摆烂考公”。

　　这种深度错位使得青年学生的心态更容易失衡，也更需要找到情绪的宣泄口，而老师的讲课就成为随手就能找到的靶子。

　　青年时代的学习和经历基本塑造了一个人的认知结构。这使得，不少老师们要么固执认知，停留在自己青年时代的认识结构里，还以为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就可以随便挑全国的女人；要么爹味好心，总想以自己多年的经验教训来告诫青年人，希望他们认清即将到来的各种社会毒打，从而少走一点弯路。

　　当“固执认知”与“爹味好心”结合起来时，中年老师与青年学生的思想冲突就是必然的，也是不可调和的。

　　在这场谁先眨眼谁失败的危险游戏中，老师应该主动退出，让自己不要有爹味，也不要试图以个人过往的有限经历来启蒙当下的“有为”青年。

　　不管老师的课堂言论是否有错误，但允许、鼓励甚至教唆学生去举报和告密，总是卑鄙阴暗的，在卑鄙阴暗的道路上也走不出光明的未来。

　　让老师不得不噤若寒蝉，生怕哪一句被认为是“错误言论”，那么他们就只敢照本宣科，或者条条框框，或者“正确的废话”，毫无个人的独立思考，毫无观点的交流交锋，也培养不出什么像样的学生。

　　观点有错误，完全可以当场辩论，“老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鼓励这种偷拍偷录的游街式举报，允许这种贴大字报和扣帽子的政治化批斗，不仅会害死学生，也会害死整个高等教育。

　　来源于公众号 景来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