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山钟灵毓秀，燕厦山水尤具风情;通山人杰地灵，近代首推石瑛先生。燕厦镇新庄坪湾，十里长廊间奇峰矗立，富水静流，地貌独特。通山南麓诸河汇聚于燕厦，形如聚宝盆，再穿沉颜峡谷奔涌长江。坐落其间的新庄湾状若莲花瓣，人谓风水宝地。

　　宝地生人杰。从旧中国浓雾中降生的石瑛，自少年时便踏向烈火重天。他心忧桑梓之痛，笃信读书可医国;抱强国之忧患，力倡先强兵之术;图兴国立业之功，于乱世中以功业、道德、情操、学问与风范名扬天下。世人誉其为 “湖北圣人”“ 民国第一清官 ”“现代包拯”，与同仁并称 “湖北三杰”“湖北三怪 ”，更有“现代屈原 ”“旷世爱国者”“强国先驱 ”“近代哲人”等赞语传世。

一、书香启蒙：莲湾少年的早慧时光

　　石瑛的祖父石凌云、曾祖父石东壁均为读书人，在燕厦一带颇有声望，却科场屡试不第。光绪四年(1878 年)农历九月初九晨时，石瑛降生，石凌云大喜过望，为孙儿取名 “瑛”，字 “蘅青”，号 “顺松”，寄寓着一脉书香的传承厚望。

　　石瑛自幼身形异于同龄，举止不凡，记性尤佳。石凌云暗自欣喜，决意亲授孙儿，让其承续书香。石瑛三岁起便与祖父同起居，寸步不离。凌云公以 “眼前景、身边事”启蒙，教其吟诗悟情、识字达理、就文论道、达物言志，石瑛过目成诵、历耳不忘。六七岁时，已能熟读四书五经。一次往舅舅邓家做客，见《千家诗》如获至宝，独自躺于谷仓读到天黑，害得全家四处寻找。舅舅欲将书相赠，他却说：“不用了，我已全背下来了”，随即随口吟诵十几首，令众人惊叹。

　　毛笔在彼时是神圣之物。6 岁时，凌云公教石瑛书法，特地举行仪式：挂孔夫子画像，焚一炷香，香案上置笔、研、墨、纸、清水。祖父以 “笔为中华独有，字为华夏之章”训诫，让他谨记敬字、畏字、惜字;授笔时更告诫 “笔之直而不曲” 的做人之道 —— 这朴素的教诲，成了石瑛一生的立身准则。

　　光绪十九年(1894 年)，16 岁的石瑛身材伟岸，五官庄重，一表人才。在祖父悉心教导下，他学识根基扎实。祖父临终前嘱托家人：“送他找名师指点，定能更上一层楼。” 因家贫，石瑛先在燕厦 “搭学”，私塾陈先生惊其天资聪颖、有无师自通之悟。两年后，陈先生举荐他至燕厦名士华郧先生的经馆，成为唯一免学费的住读生。

　　旧时“不读经馆，难登进士”，石瑛踌躇满志，比任何学生都刻苦。他和衣而卧，一年竟未打开过被子，连母亲入学时缝在被里的腊肉都忘了食用。此时，石瑛的学识已在燕厦一带无人不晓。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春，在石氏宗祠与姑母资助下，石瑛走出燕厦，行 250 华里至龙山乡，投名儒刘会澄门下。刘先生精研诸子百家，对《四书集注》见解独到，工于词赋，“争附门墙拜师者，踵相接”，门下秀才多为博取举人、进士而来。

　　刘会澄格外赏识石瑛，赞其 “具乡村质朴与书卷香相融之气，无丝毫轻浮”。半年后，见石瑛引古诗词已能信手拈来，深知其功底深厚，若得更高明指点必能登堂入室，遂 “忍痛割爱”，推荐他至名儒张心月教馆深造。

　　石瑛如鱼得水，学业精进，文冠全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春，他参加州试名列榜首;当年秋赴武昌乡试，重阳节这天，差役鸣锣开道至新庄坪 —— 石瑛中举了。

　　他来到祖父坟前祭拜，诵道：“天心蟾宫应有路，折桂归来祭我公。”

二、新旧之变：从举子到留洋学子的觉醒

　　中举后，石瑛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放弃赴京参加会试博取进士功名，转而进入武昌普通中学堂修习新学。此举在族人看来难以理解，却藏着他对时代的深刻洞察。

　　彼时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条约接踵而至，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舞台上几无立足之地。湖广总督张之洞深感 “人才之贫，学业不实，八股无用”，力主文教革新，于 1903 年创办武昌文、武普通中学堂，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专招秀才入学，择优派往东西洋留学，期冀学成归国效力 —— 此举开晚清教育风气之先。

　　目睹洋货泛滥，石瑛深切感受到西方科学的发达，坚信 “国家强盛必先有学术发达”。接触新学后，他愈发刻苦。张之洞在武昌创办钢铁、兵工、纺织、食品等实业，推行新政、编练新军、兴办学堂，这些务实之举让敏感的石瑛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将是国家未来的脊梁。

　　当时政局动荡，列强蚕食中国，热血青年议论时政，悲忿交加，辛亥革命的火种已在酝酿。石瑛与同学居正、田桐(孙中山《建国方略》执笔者)等七位青年才子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他们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痛斥时弊、撰文争辩，当石瑛读完两万余字的《革命军》，内心波澜激荡，难以平息。

　　石瑛的出色表现，得到学堂监督纪香聪的器重。纪香聪乃大学士纪晓凤之孙，张之洞同乡，受委托创办文、武学堂。他特向张之洞引荐石瑛，张之洞亲自接见，一番交谈后，对石瑛的博学与胆识惊叹不已，事后对纪香聪说：“此人非寻常读书人，奇才也。” 石瑛亦敬佩张之洞 “不言维新却力行振业崇武、重文兴国”之举 —— 后来孙中山曾对石瑛说 “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而石瑛一生 “不尚空谈，重于力行”的作风，或许正源于此。

　　光绪三十年(1904 年)春，石瑛通过出国留学考试，获公费赴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院选修铁道专业的资格。临行前，他遵父命回籍，与本乡徐氏之女徐淑闺匆匆完婚，将清政府发放的留学安家费悉数交予父亲，嘱家人买几亩田，不必再佃种他人土地。离乡那天，张之洞亲至码头送别，赠给石瑛等学子每人一只皮箱。

　　初到比利时，石瑛对异国他乡的电车、工厂、高楼 “目瞪口呆”，对截然不同的民生状况 “百思不解“。与母国对比，自身的长辫、服饰显得格格不入，屈辱感时刻萦绕。他当即走进理发店剪掉长辫，脱下长袍马褂。

　　面对陌生的法语课程与高深的数理化，石瑛深知留洋费用皆来自民众赋税，是 “人民的恩惠与重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强国之术而留学，虚度一日即是罪过;我受百姓供养，存一分懒惰之心，即为民之盗贼。” 以这份自律，他的刻苦与进步让教授们刮目相看，仅一年便完成预科自学，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院代表政府授予他奖章，石瑛在中国留学生中声名鹊起。

　　同年，国内传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消息，这迫使石瑛与同代留学生深入思考：难道清政府要将中国带向无尽苦难，永远任人宰割?在比利时寒冷的天空下，这个受传统士大夫精神浸染的前清举人终于顿悟：唯有革命，才是中国复兴的唯一出路。

三、革命火种：留洋岁月的信仰淬炼

　　1905 年 1 月，在布鲁塞尔，经同学胡秉柯引荐，石瑛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与留学生们在胡秉柯住所就中国革命问题展开三天三夜的讨论。孙中山听石瑛发言时，亲切地称他 “石头，石头，你说的极是”。此次会面，孙中山本主张 “在广州发动起义”，而石瑛与留学生们一致认为 “武汉起义优于广州”—— 这场被称为 “布鲁塞尔大辩论” 的讨论，关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方向。石瑛在孙中山带领下宣誓加入革命团体，这个欧洲组织堪称 “同盟会之前的同盟会”。从此，一团革命烈火在他心中燃烧，直至生命尽头。

　　在同盟会中，石瑛负责经理与筹款工作，邹鲁在《石蘅青先生行状》中记载：“先生经理及筹款之责，国父嘉奖为廉能，深倚任。”

　　石瑛原本修习铁道专业，然李鸿章创办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中国海军一蹶不振。在 “铁路” 与 “海军” 之间，他毅然选择后者，与孙中山分别后便进入法国海军学校。

　　他一边潜心学业，一边发展同盟会成员，兼顾革命宣传与筹款。入校虽晚一年，却凭借极致的刻苦与潜力，与先期学员同时于 1907 年 7 月毕业。

　　1907 年 4 月，孙中山到巴黎，石瑛带十余名同学宣誓加入革命团体。孙中山对他改行学海军表示赞同，石瑛说：“若能博采英法之长，于我海军必大有益处。” 然该校的炮学与水雷课属核心机密，不准留学生听讲，教材存于图书馆，专人看守。“船无利器，有海军何用?” 石瑛遂与管理员交好，趁其不备潜入密室取回秘籍，复制时却被照相馆老板告密，事泄后全城搜捕，成了欧洲报纸的热门新闻。经华人营救，校方虽开除其学籍、将其驱逐出境，却也让世界见识了这位中国青年的胆识。

　　1907 年 7 月，石瑛辗转至英国，入伦敦大学工学院预科班。经朋友介绍，他寄宿于神学院老教授家中，便于学习英语。老教授热爱英国诗歌，极大激发了石瑛对英语的兴趣，西方文化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碰撞、古老智慧与新生文化的交融，让他的胸怀与人格愈发开阔。

　　两年后，石瑛以 “超等成绩” 毕业，伦敦大学校长亲自接见这位奇才，全校师生都记住了他。其间，一位名叫英兰的英国姑娘对他心生爱慕，热烈追求，但石瑛念及家中侍奉父母的妻子徐淑闺，始终 “发乎情，止乎礼”，恪守底线。

　　1908 年，孙中山发动的起义接连失败，石瑛在焦虑中想到 “兵器”—— 德国兵器工业世界领先，若能建立威力大、精度高的兵工厂，革命或可一举成功。

　　1909 年 8 月初，孙中山为避通缉，抵达石瑛租住处时已身无分文，两人同居一室达三月之久。这段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无话不谈：为省钱常以晚起省却早餐，一个面包分着吃，一张床两人同睡。在这里，石瑛读懂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孙中山也识得了石瑛的治国务实之策，结下为国分忧的患难深情。

　　1911 年，石瑛经历了悲喜交加的一年：悲于黄花岗起义失败，喜于武昌起义成功 —— 沪、苏、浙、桂等十余省相继光复。他在国外发展的同盟会会员与筹款资金迅猛增长，还与同学王绪贤等创办了中国科学社。12 月 28 日，离国八年的石瑛回到祖国;三天后，即 1912 年 1 月 1 日，他随孙中山在南京参加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就职大典。这一刻，古老中国迎来新生。

　　石瑛任民国总统军事秘书兼全国禁烟总理。3 月 2 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大总统令禁烟文》及《令内务部通禁烟文》，石瑛着手制定禁烟条例。他深知 “鸦片为中国积贫积弱之厉毒”—— 致国家无资强国防，民众无力再生产，无强壮士兵，缺健硕农夫。孙中山将这一重任交予他，正是相信他能铲除毒瘤，提振民族精神。

　　正当石瑛全力推动《临时禁烟条例》制定时，1912 年 4 月 1 日，孙中山禅位于袁世凯，改任同盟会总理，选石瑛为干事，全国禁烟公所自总理以下悉数解散。石瑛在南京开完同盟会后，回到武汉任湖北支部支部长，他谨慎地对同志说：清廷逊位，民国建立，而革命尚未成功。

　　4 月 9 日，孙中山到武昌，五天里常与石瑛商谈革命形势，两人一致认为 “民国建立后，革命工作应以经济建设为重点”。8 月 25 日，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石瑛成为第一批国民党员。

四、再赴西洋：乱世中的救国求索

　　1913 年 4 月，石瑛回到新庄坪，令老父意外的是，他辞去了月薪 400 银元的众议员职务。石瑛在北京参加国会时，已看破袁世凯的谋权异志;好友、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后，他更预感袁氏集团将背叛孙中山。

　　九年未归，父母鬓发已白，老屋破旧，乡亲苍老 —— 这衰败景象，正是积贫积弱中国的缩影。民国革命竟演变为复辟闹剧，成了袁世凯的 “嫁衣”，腥风血雨已在酝酿。

　　得知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先驱先后流亡海外，石瑛悲愤交加，民生与建设成了空谈。他此次回乡是辞别父母：决意再赴欧洲留学，为孙中山《实业计划》打下技术基础。他抱定 “救国必须读书，读书始能救国” 的信条，欲在西洋寻一条救中国的道路。

　　历经艰险抵达英国后，石瑛先在一家炼焦厂打工，一边做工一边求学。他深知中国急需钢铁，遂主攻伯明翰大学冶金专业，过上半工半读的生活。在这里，他与李四光成为同班好友，35 岁的石瑛比李四光大 11 岁，李四光常亲热地喊他 “石头大哥”。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战场硝烟弥漫。石瑛做出大胆决定：去前线当战地记者。任凭李四光如何劝阻，他都坚持前往。在枪林弹雨中，他以独特视角与犀利笔锋采写大量报道，稿件一经发表便被市民争相抢购。1915 年 7 月，赚够学费的石瑛回到伯明翰大学，继续半工半读。与同学谈论战事与国内革命时，他以战场见闻断言：“中国要防日本之贼心!”

　　同时，石瑛担任国民党伦敦支部支部长，一边密切关注国内动向，一边在海外发展党员、积蓄力量。他告诫同志：“学好一技之长，时不我待，他日为国效力。” 他处事严谨又富于冒险，吃苦耐劳且乐观向上。当时流亡英国的革命党人生活困顿，石瑛常以 “一个月 40 英磅维持 5 人生活”的精打细算，为同胞谋求生路。李四光曾说：“他将来做实业部长最合适。”石瑛处事严厉，1939 年，其子石效曾在重庆大学就读时，校长坦言：“在英国时我不慎泄露机密，你父亲当即开除了我的党籍。”

　　唐三藏赴印度取经 17 年而归，这个数字触动了石瑛。第一次留学 8 年，第二次 9 年，恰好 17 年。学业有成后，他决意东归，于 1922 年初夏回到祖国。

　　抵广州后，石瑛欲筹办机械厂，将海外积攒的血汗钱尽数投入合伙股份，计划 “机械厂办成后，再去武汉办钢铁厂 —— 有了钢铁，便有了枪炮”。一月后，他拜见盟兄、时任总统府内务部长居正，居正力劝他重返总统府，称 “国难思人才，孙中山先生正日夜盼你归来”，但石瑛无意从政。

　　未料叛军陈炯明突然叛变，兵逼总统府，机械厂被炮火夷为平地，石瑛的实业梦破碎。广州陷入混乱，居正速派人将他转移至外国租界。六月底，得知孙中山脱险后，石瑛与居正等人租用电船，给停在海面的永丰舰送补给。孙中山一见石瑛，急忙迎上前大喊：“蘅青，蘅青，我的大石头!”

　　此后一个多月，石瑛坚持为孙中山送补给，在舰上，他第一次见到尚是勤务员的蒋介石。

　　孙中山转移至香港后，石瑛与居正、田桐这 “湖北三杰” 于广州重逢;不久，他又与张难先、严立三这 “湖北三怪” 聚首。他们同仇敌忾，共商国是，坚定支持孙中山的北伐计划。

　　当年秋天，石瑛赴北京大学任冶金化学系教授。也是这一年，儿子石效曾在北大家中降生。石瑛教子时注重传统，要求功课当日完成，常因儿子未达标而罚跪，李四光、王世杰等人上门求情，他才作罢。

　　他视教育为立国之本。冶金化学是北大新学科，石瑛功底深厚，又从国外带回大量专业书籍，便亲自编写讲义，在学生中播撒 “实业强国”的种子。作为辛亥革命元老，他关心民国走向、青年成长与民生疾苦，敬重蔡元培，与李四光、周鲠生、王星拱交往密切，也常与陈独秀、胡适、郁达夫等早期共产党人探讨 “贫弱中国的出路”，既是国民党的骨干，也是共产党的知心人。

　　1923 年寒假，石瑛带孩子回乡 “过门”，顺路至慈口长滩高等小学拜见老师陈陶斋。陈校长再三请他为师生授课，当地群众闻讯赶来，挤满操场。寒风中，石瑛用方言讲解数学、物理、化学的重要性，谈及英语的益处，分析中国形势，阐释孙中山的革命与三民主义，最后说：“无论多穷，一家人也要凑钱供养一个读书人。”

　　他引经据典、举一反三，讲得妙趣横生，听者热血沸腾。此次授课对长滩学校师生影响深远，他们说：“蘅公来校，犹如美国教育家杜威访华，启迪至深。”

四、实业与教育：乱世中的建设者

　　1923 年 7 月，石瑛在李四光的陪同下就任武昌师范大学校长。履职半年间，他痛感武汉作为全国中枢与辛亥革命发源地，竟无一所能与世界知名学府比肩的综合性大学。1924 年 12 月，经他竭力推动，武昌师范大学改建为武昌大学 —— 这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石瑛也成为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实业之梦破碎后，石瑛转向教育救国，但其辛亥革命元老的身份始终与政治紧密相连。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 25 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与李大钊、王法勤共同主持北方执行部工作。11 月 10 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北京成立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专门机构，石瑛任第一负责人，蔡元培为第二负责人。重逢时，他见孙中山 “气色很不大好”，心头不禁一紧。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因肝癌逝世，石瑛在病榻前恸哭不止。孙中山灵柩移送时，他作为第一程抬棺人之一，望着沿途悲愤的人山人海，肩头的嘱托愈发沉重，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沉郁。

　　彼时石瑛在教育界声望日隆，北京政府欲聘其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受。唯有吴稚晖深知其志，力荐他出任广州石井兵工厂厂长兼工程师，石瑛欣然赴任。

　　1927 年 6 月，石瑛转任上海兵工厂厂长。这座前清江南制造局旧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他大胆引进外国技术专家，聘用国内大学生，整顿厂务、革新设备，所产机关枪与迫击炮被誉为 “不亚于德国克虏伯工厂产品”。

　　1927 年 9 月，国民政府改组后，李宗仁桂系势力统治湖北，因重视辛亥革命发源地，起用大批元老。1928 年 3 月 22 日，石瑛出任湖北建设厅厅长，执掌全省工矿、通讯、交通、水利、工商、农业、市政等事务。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中，他一心扑在实业与民生建设上。

　　任内，他引进人才、培训骨干，坚持 “规划在先、勘测从严、经费专控、严禁挪用”，推动工厂复工、轮渡通航、道路贯通。经他主持修建的武昌民主路，是当地首条现代化大马路;他将首义公园、黄鹤楼景区与蛇山林场连成一片，扩大数十倍，其间矗立的 “总理孙中山纪念碑”，承载着他对革命理想的坚守。

　　他在全省 9 地开办农林试验场，改良农艺、园艺、林业、棉业、蚕业，推广新耕种法与高产品种，同时举办农林专修班，要求每乡配备一名常驻技术员。当年湖北农业便获大丰收，各项主要农产品均创历史纪录。历史学家评价：“石瑛集中心力，本其学养于交通农林诸部门，一一创造了规模，荡涤旧污，为后来者取法。”

　　期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杀。血雨腥风中，石瑛彻夜难眠，却以沉默的勇气保护同志：家乡志士纷至求助，他不问身份，将华鄂阳等 26 名共产党员安排到建设厅下属部门;为陈珍等 30 余名 “共产嫌疑犯” 保释并妥善安置。有人将此事告至蒋、汪处，二人皆惮于石瑛声望，未敢深究。

　　1929 年夏，蒋桂战争爆发，湖北政府解体，石瑛辞职，重返武汉大学任工学院院长兼教授。

　　1930 年 12 月，浙江省主席张难先再三致信并派专人劝说，力邀石瑛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碍于故人情面，他前往杭州赴任。

　　石瑛向来务实，杭州西湖的治理便是明证。当时西湖因洋人乱建导致排灌系统崩坏，水患频发，百姓苦不堪言。有人劝他 “莫在洋人头上动土”，他怒斥：“国本已坏，我辈尽心为民做事而已!” 遂驱逐洋人、拆除违建、修复排涝工程，根治了水患。同时，他四处筹款推进钱塘江大桥、杭江铁路、杭州电厂与自来水厂等重点工程。在钱塘江铁路公路两用桥工地，他紧握比自己年轻 17 岁的茅以升的手，欣慰笑道：“洋人能成的工程，中国人照样能做好!”

五、首都治绩：“布衣市长” 的硬骨清风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张难先与石瑛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 “结束内战，共同抗日”，遭拒。年底，二人同时辞职。

　　4 个月 20 天后，“一二八"”事变爆发，南京暴露于日军炮口之下。代理市长吴铁城辞职，仅愿任警察厅长。国难思贤，蒋介石指令国民政府任命石瑛为首都南京特别市市长。

　　本欲淡出政坛的石瑛，念及孙中山 “三民主义”的嘱托，决意再为民生尽力。1932 年 4 月 9 日，他正式就任，就职演说由秘书长赖琏代宣 “三原则”，见报后深受市民认同。上任三日，各方荐人纷至，他厌恶任人唯亲之风，于 4 月 12 日在《中央日报》发表《石瑛启示》：“经费紧张，谢绝各方荐贤。” 此举打破官场私例，连蒋介石推荐的人选也被他断然拒绝，一时震动朝野。

　　家乡革命烽火正炽，不少乡亲向外迁徙，纷纷投奔石瑛。他未拒乡亲，却自掏腰包在市郊八卦洲购置湖滩荒地，建简易房、购耕具，让他们务农;给些本钱助其做小生意。妻弟求一公差，纵使争执不休，他也坚决不允。燕厦人闻讯而至，他皆热情接待，劝道：“燕厦仅万余人，南京有五十万，何不在此谋生?” 如今夫子庙诸多名小吃，如源自燕厦的葱油饼，便是那时的印记。

　　南京作为首都，富商、官商、洋行、买办、银行云集，多凭关系逃税避税。石瑛上任即从整顿税收入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英使馆旗下洋行拒交税款，他下令停水停电，英使馆求助蒋介石，蒋无奈道：“其它人都好说，谁叫你碰上他，我实在开不了这口啊。” 英大使硬着头皮求见，石瑛淡然回应：“我比你忙，找税务局吧。日本人来我还不待见，对你算客气了。” 英商只得乖乖交税。

　　他对内不畏强权：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孔祥熙将古建筑石狮搬至自家门前，石瑛毫不留情令其搬回，痛斥其 “公吞财产”，孔自知理亏，悄悄复原。市民因此称他 “石头狮子”，赞其铁面无私。

　　面对千头万绪、负债累累的南京政府，石瑛先从机构与人事改革入手：精减机构近半，裁员 200 余人，行政费月支大幅下降。他亲拟十年实业发展规划，严令各部门执行，坦言：“人情关系，实为国人斫公理、阉正义之软刀子。鄙人既姓石，宁为刃裂，不避刀锋。”

　　他常赴市区平民工厂调研，见乡村经济破产严重，便大力扶持国货、抵制日货，日货在南京几无立足之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他一身土布衣裳，被唤 “布衣市长”，发起 “土布运动”，创办国货公司，举办 “国货仇货对照展”，演讲时痛陈：“我国人能坚决抵制日货，以每个子弹价值五分计，买日货小洋一角，即拱手送两枚子弹，供其射击我骨肉!”时人评说，“主张抵制日货至如此深刻者，石瑛为第一人”。

　　在他治理下，南京人口从 50 万增至 73 万，经济渐有生机：廉租房成片拔地而起，新辟马路 23 条，24 万余人获免费治疗，长江大堤得以加固，米市稳定，不法商贩遭打击。这背后，是他日复一日承受的压力与排挤。

　　这位前全国禁烟总理对鸦片深恶痛绝，视其为 “败民风、弱国本”之毒瘤，从贩、售、吸三环节严打，全市莫不忌惮。1935 年 1 月 4 日，父亲病重，疼痛难忍求吸一口鸦片，石瑛请来最好的医生与最贵的药，日夜侍疾，却含泪拒绝：“现在全市无烟土可卖，我不能去贩卖啊。”老人当夜抱憾而逝，石瑛以素餐三年、每日念诵《金刚经》寄托哀思。

六、去留之间：民心所向的 “民国屈原”

　　1934 年 1 月，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鼓吹 “中日亲善”，石瑛怒斥：“日本与强盗无异，你能与强盗携手?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你无感乎?”言罢哽咽，满座默然，汪精卫窘迫无措。

　　1 月，财长孔祥熙取消铁道部给南京的 12 万元协助款，石瑛在中执委会议上质问责问，孔阴阳怪气：“南京税收可观啊?” 石瑛怒掷墨盘，孔满脸满身皆墨，众人愕然，石瑛拂袖而去。

　　1 月 28 日，石瑛坚辞市长职，1 月 30 日返武昌，引发 “京师震动”，各界呼吁其复任。蒋介石两度慰留，汪精卫派员敦促。4 月 12 日，石瑛返南京，500 市民冒雨江边迎接。

　　1935 年，日本侵华迫在眉睫，石瑛拒见日使，打击日商。3 月，汪精卫令市府职员迎日贵宾，石瑛回：“无此媚骨”，次日放全体职员假。

　　他决意辞职，蒋介石劝留无用，3 月 31 日办妥移交。消息传开，各大报纸登其政绩：清欠旧债 400 万，教育经费从年 7 万增至 97 万，医疗受益 30 万，辟马路 20 余条…… 南京青年示威游行，横幅书 “民国屈原，南京悲鸣!”500 余官员职员列队送别，立法院院长居正等执其手，他连道 “珍重”。住所门前，各界群众举 “爱国爱民” “现代包拯 ”等匾额跪送，他一一扶起，含泪劝：“明天还要生计啊。”

　　次日，南京百姓自发送行，从住所至火车站，焚香跪送，匾额林立：“教育基石，孔子再生”“爱民如子 ”“民国海瑞”…… 石瑛在火车站写下《石瑛启事》：“瑛忝长京市，倏已三年，众脞兹多，弥深内疚。此次呈准辞职，克赋遂初，差偿夙愿。乃离京时，厚承各界欢送，益生汗颜，特此鸣谢，诸希鉴照。”鞠躬后热泪滚落，转身登车。

七、抗日风云：两党合作的桥梁

　　1935 年 7 月 27 日，石瑛在家乡赈灾时，接考试院任命其为铨叙部部长的通知。他知这是蒋介石给的闲职，却也坦然赴任 —— 好友劝他，“唯你居此位，国民党或能多一廉官”。

　　国难当头，石瑛失眠愈重。他见日本诱降甚急，忧心如焚，屡劝蒋抗日无果，痛苦日深。

　　1937 年 2 月，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 14 位中委联名 “紧急提议”：“无论何党派，都是中国人，结束内战，兄弟同心，抗战救国。’ 这是他政治观念的飞跃 —— 从与共产党交朋友，到主张合作。他暗中保护共产党人，营救 “嫌疑犯”，坦言：”国家第一、民族第一、人民第一。”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国共二次合作。石瑛大喜，在中央饭店宴请出狱的 "民国七君子"，李振凡赞："举世皆浊你独清，果然!

　　南京沦陷前，中央机关迁武汉，石瑛与铨叙部亦迁，驻九峰山。11 月，湖北 “三怪” 石瑛、严立三、张难先同任省府委员，石瑛兼建设厅厅长。

　　他访老友董必武，董笑问：“不怕特务?” 石瑛答：“我怕几个兔崽子?” ，大笑。他提议办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及训练班，为抗日游击备干部，“教职员由共产党委派，薪资我筹”。董必武报周恩来，周赞其 “有胆有识”。

　　邓颖超亲自主持招生，训练班在全省开办。特务干扰，石瑛斥：“要找麻烦找我，我宁死于共党，不屈服日本人!”蒋介石令停办，石瑛抗：“训练班是建设厅职责，国共合作，谁抗日就与谁合作!”蒋无奈，只得让王明调走负责人陶铸。

　　1938 年，红 28 军训练班遭蒋打压停办，中共省委将其转移至石瑛管辖的应城汤池。汤池训练班培养 600 多干部，成为鄂东、豫鄂边区抗日骨干，新四军五师主力多出自此。李先念评：“汤池是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学员陈兴冲言：“石瑛骂国民党混蛋，拥共产党主张，是忠实朋友。”

　　省府西迁时，石瑛赞蒋先迁图书与大学，言：“迁一所大学，即储 ' 一文武军团 '，文化不亡，中华不亡。”

　　1938 年 5 月，汪精卫以石瑛修公路不利为由报复，陈诚接任省主席，打压 “湖北三怪”。石瑛怒闯蒋府，蒋避之，宋美龄接待，劝其乘车，他不允，宋只得陪行，后强推其上车，叹：“湖北三怪，名不虚传。” 蒋闻之曰：“他不是怪物，是宝物，刚正廉洁之士乃党国之宝!”

　　石瑛辞职后居建始，厌官员乡绅求见，欲往乡下，县长欲付房租，他斥：“那给你用!” 县长叹其 “怪”。

　　1939 年 8 月，石瑛迁恩施，省府驻土桥坝，临时参议会设龙洞艾氏祠堂。民房皆被租用，他租牛棚为家，以石灰刷墙，填埋牛粪，淡然处之。邻居张难先题 “耻庐”，喻 “节节败退之耻”，石瑛笑答：“我取老牛奋蹄意，各得其所。”

　　9 月 18 日，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一次大会在艾氏祠堂召开，70 余名议员多为国民党元老、中央委员。石瑛为主席，强调 “政府首脑须报告工作，答复询问，议员如实提案”。1940 年二次大会上，他重申 “依人力、物力、财力，权衡轻重缓急，使议者能决，决者能行"，首提“训政过渡到宪政，还政于民，实现自治”。蒋介石赞：“石瑛此举甚好，一面须训练民众，同时须训练政府。”

　　参议会在石瑛领导下成效显著，然 “训练政府” 阻力重重，他与陈诚的 “府会之争” 天下皆知，二人皆曾以辞职相抗。居恩施期间，石瑛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愈发深刻，其主张获毛泽东肯定。

八、魂归九峰：清廉垂范照汗青

　　1941 年，石瑛风湿性关节炎加重，两腿麻痹，胃病、糖尿病、失眠症接踵而至，常卧病榻，难以工作。65 岁的他虽须发未白、牙齿未松，却因营养不良(每月仅四枚鸡蛋)，病情日渐沉重。

　　1943 年 5 月，鄂西会战大捷传来，他掷杖大笑，奋笔写下《祝鄂西前线大捷》，“以无限至诚向忠勇卫国的将士致恳挚之慰念与敬意”。6 月 29 日，蒋介石来恩施开六战区军政会议，特地看望石瑛，隔院高呼：“石老，石老在家吗?”二人促膝长谈一个半小时。7 月 3 日，蒋返渝前再度辞行，嘱：“石老保重，以养病为主，国事莫再操劳。” 临行回望：“我会派飞机接你去重庆治病。”

　　7 月 22 日，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抵达恩施，石瑛笑对送行众人：“病好立即回来。” 他叮嘱子女：“好好读书，莫贪玩。”此去，竟成与鄂西的永别。

　　7 月 24 日，石瑛住进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10 月后，他进食渐少，言语含混。11 月 4 日，因肺炎加重再度入院抢救，彼时盘尼西林尚未普及，医生回天乏术，有关方面开始准备后事。12 月 4 日，重庆大雾弥漫，昏迷中的石瑛突然睁眼，喉间迸出清晰洪亮的三声：“救国!救国!救国!” 言毕溘然长逝，一位清末举人、近代哲人、一代楷模就此定格在历史长河中。

　　次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刊发讣告，公祭前，各报连篇累牍登载各界评价，《新华日报》写道：“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发财并不难，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我们举目四顾，像石瑛先生那样做官能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 时人以 “现代古人” 概括其超凡人格，恰如其分。

　　12 月 27 日上午 10 时，石瑛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礼堂举行，国民党党政要员 500 余人出席，中共派董必武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蒋介石主祭，献三炷香，在遗像前默哀三分钟，送挽联 “勋留党国，亮节清风”，神情罕见悲戚。

　　同日，湖北省政府与参议院在恩施设灵堂，阳新县政府在燕厦举行望祭，中共地下党的阳新县长联名手书：“蜀道之难，行不得也;北台痛哭，归去来兮。”12 月 23 日，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常务委员会第 244 次决议，明令褒扬石瑛。

　　1945 年 7 月，抗日战争胜利。1947 年 7 月，国民政府为石瑛、严立三举行国葬，两位先贤灵榇归葬武昌九峰山，青山有幸，永伴这颗 “湖北之石” 的铮铮风骨。
 作者  张长征   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通山作家协会副主席。